本文提炼一条县制起源发展的新线索，县制起源时间也大为提前。
大臣又言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将四县称作四国，与楚国并列。杨慎、汪中等明清学人提示九为虚数，犹言诸县。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魏世家》记载：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现因胥臣推荐郤缺之功，晋重新赐于胥臣。先秦的国往往指称诸侯都城，即邦之都邑，反映诸侯始立时的规模形态。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
这种描述面积却交代边长的方式，颇具古代特色。所言城某地指构建军塞，反映军事特征，西北汉简多见城官，城官不治民，主要是军塞性质。其一，突出了股东必须对银行直接承担风险的原则，缩小了银行业利用复杂资本结构向市场或者政府转嫁风险的空间。
为了缓解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实现逆周期资本监管，巴塞尔委员会指出资本监管应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化和变化体现出应时而变的特征。可以预想，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在资本逐利动机和国际竞争等因素的驱动下，会发生基于风险度量、基于主体类别、基于资产类别和种类的监管套利。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框架作出根本改革，特别是加强了与资本市场活动相关领域的监管。对操作风险管理的规范和对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从金融监管的实质来看，金融监管必要性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否能够避免金融危机自然也始终是各学派争论和关注的热点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宏观经济从衰退进入复苏轨道的情况各有不同，不排除那些复苏脚步较慢甚至依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的国家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的过程中打一些折扣，以减少协议执行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冲击。
而巴塞尔协议Ⅱ中内部评级法、静态的资本充足率标准、风险度量和会计方法都被认为是加剧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重要推动因素。金融体系的运行本身就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在经济上行周期中，潜在优质客户较多，资产价格处于上升空间，银行借贷旺盛，进一步推动经济的上行。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过程不仅是各国监管当局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反思过程，更是不同类型的大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重新博弈过程。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面临信用风险的上升，银行产生较强的惜贷情绪，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三是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稳定资金来源。为了弥补监管漏洞，巴塞尔协议Ⅲ更全面地覆盖了各类风险，对信用风险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风险暴露计算的细节进行了完善。各国监管机构将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逆周期缓冲，其范围在0%～2.5%。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风险并未引起监管当局的足够重视。
全球金融监管十年来的改革路径 一是构建多层次资本监管框架，提升资本质量。本文将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为视角，通过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监管的变迁审视十年来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巴塞尔委员会在危机发生后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并针对机构同质化和顺周期效应提出了逆周期监管工具和差别化监管工具。一方面，巴塞尔协议Ⅲ过渡期已经有所延长，实施时间由原定的2019年推迟到2022年，以便为业界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这本身就极大地削弱了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
同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指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和底线，缓解了资本监管可能加剧的顺周期性。巴塞尔协议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规定，在此次危机中暴露出指标过于单一的缺陷。此外，巴塞尔协议Ⅲ为各国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同国家、不同监管体制仍将被允许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从金融监管变革的视角反观危机后金融体系的变化，既可以透视出金融体系自身的发展状况，也能探究影响金融体系发展的各种影响力量。许多银行虽然一级资本比率合格，但普通股占比低，扣除监管调整后可灵活使用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一般仅为1%～3%。同时，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一概念，对于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提出特别资本要求，使其具有超出一般标准的吸收损失能力。
■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中，流动性风险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充分体现了建立和完善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为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改进危机中暴露的问题，防范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危机后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则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目前看来也依然处于一个持续完善和修订的过程。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暴露出诸多不足与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危机十年来的金融监管变革：一直在路上 巴塞尔协议此次大规模修订的目标之一，就是试图防范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巴塞尔委员会对现有的资本结构重新进行了细化，提高了最低监管资本的要求，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本监管框架。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的话语权逐渐从G7转向吸收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G20，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汇报路径也逐渐转移至定期召开的G20峰会，这也意味着巴塞尔协议Ⅲ需要同时平衡更多经济主体的利益。此外，场外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等业务的快速发展也是此次金融危机前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些交易不仅为金融机构积累了较高的杠杆，还使其面临较大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而这些风险在巴塞尔协议Ⅱ中存在严重低估。二是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加强交易账户管理。尽管协议中引入了流动性标准，但对流动性和资本充足之间的联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难免会因为两者的内部关联造成监管目标的冲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指标之间、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之间。
我们仅希望从金融监管的变革路径中探究所取得的进步和可能仍旧面临的问题。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危机前巴塞尔协议Ⅱ实施中使用内部评级法度量的风险差异性进行了评估，发现对于相同的资产组合，使用不同内部模型计算的资本要求差异很大，交易账户资本要求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55倍，银行账户资本要求最大值是最小值的5.1倍
巴塞尔委员会在危机发生后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并针对机构同质化和顺周期效应提出了逆周期监管工具和差别化监管工具。内部模型的大量使用导致风险计量存在较大差异，不同银行之间的资本充足率往往不具有可比性，导致资本监管部分失效。
其二，引入了储备资本缓冲，提升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的吸收损失的能力。三是对流动性风险重视不足。
同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指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和底线，缓解了资本监管可能加剧的顺周期性。危机爆发前，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方法是以单个金融机构为单位，主要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管，对于金融系统性风险评估不足，势必会忽视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健状况，并缺乏对金融风险传染的防范措施。更重要的是，这种迁移行为往往具有羊群效应，会孕育新的积聚风险点，降低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加剧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四是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
从巴塞尔协议Ⅲ全球实施的进展来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进展不仅被整体后移，各国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弥补监管漏洞，巴塞尔协议Ⅲ更全面地覆盖了各类风险，对信用风险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风险暴露计算的细节进行了完善。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的话语权逐渐从G7转向吸收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G20，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汇报路径也逐渐转移至定期召开的G20峰会，这也意味着巴塞尔协议Ⅲ需要同时平衡更多经济主体的利益。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过程不仅是各国监管当局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反思过程，更是不同类型的大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重新博弈过程。
同时，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一概念，对于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提出特别资本要求，使其具有超出一般标准的吸收损失能力。从金融监管的实质来看，金融监管必要性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否能够避免金融危机自然也始终是各学派争论和关注的热点之一。
